“阿嚏!”

    孙绍宗独坐在书房里,刚将草稿在案上舒展开,忽觉鼻孔发痒,忙偏头转向空处,打了个大大的喷嚏。

    这是谁又惦记自己了?

    是不久前才离开的北静王——王妃,还是昨天晚上阴差阳错,失身于自己的薛姨妈?

    孙绍宗揉着鼻子,不得要领的胡思乱想了一阵,这才又把注意力,集中到了桌上的草稿上。

    打从入职大理寺的第二天,他就琢磨着该如何立威破局,虽说后面查案时,这威风已经立下了,可破局二字却远远没有做到。

    他要突破的,不是自己在大理寺中孤立无援的局面,而是整个大理寺在三法司中尴尬的现状。

    其实起大理寺现在的症结,无非是‘上下脱节’四字。

    虽然名为天下纲纪之总宪,但现在的大理寺其实就是个‘等靠要’的衙门,对地方官府几乎没有辖制的资本,只能等着对方主动上交疑难案件。

    偏偏地方官府,为了保住自己的政绩官声,对此又极为的抵触。

    于是这一来二去的,大理寺就如同风中飘萍,几乎没有根基可言。

    而失去实际意义之后,大理寺在三法司、乃至整个朝堂上的地位,自然也是节节下降。

    现如今甚至隐隐成了都察院的附庸,一年到头的经手的案子,倒有大半是都察院转交过来,而且只需要按照对方意思宣判就行。

    越是如此,下面的亲民官儿,也就越是不把大理寺放在眼里,于是进一步形成了恶性循环。

    要想扭转这等局面,无疑需要重新为大理寺培植根基,然后再从刑部、都察院夺回一部分权利,才有可能做到。

    其实翻看卷宗不难发现,魏益刚上任的时候,也曾想过要重新振作局面的。

    当时他主政的头一年,就先后求得三道旨意,又是让各地官员主动申报疑难杂案,又是派工作组下去排查摸底的。

    可这番举动最后却都无疾而终。

    原因么,一是出在大理寺对地方官员,实在缺乏辖制的手段;二来么,这大理寺也实在没几个精兵强将,到了地方上两眼一抹黑的,非但没查出什么,反闹了不少的笑话。

    再搭上魏益并非什么强项令,也不过就是想要新官上任三把火而已。

    见主动上报案情的旨意,未能得到地方官员的回应,而派出去的工作组,更是惹出了不少的非议,魏益当下就缩了卵子。

    自那之后,大理寺的威望进一步下挫,继而导致了今日的窘境。

    如果仔细分析魏益当初失败的原因,最大的问题就在于,他完全寄望于皇权,却不敢触碰都察院、刑部的利益。

    结果这自上而下的风潮,也只刮起些浮沉罢了,离沙尘暴都还差了好几条街呢,就更别说是改天换地了。

    不过这也不能完全怪在魏益头上。

    刑部就不说了,在现有体制当中,刑部处于监督地位,以大理寺这衰颓的现状,想要从刑部夺权,基本属于痴心妄想。

    当然了,若是日后形势逆转,从刑部剥夺一部分权利过来,也完全没有可能的事儿。

    至于都察院……

    虽然对大理寺,并无直接的监督权限,可人家本身就是监管百官风纪的,对文武百官的威慑力,可比顶着‘天下纲纪之总宪’,内里却并无什么实权的大理寺,要强出百倍不止。

    故而想要从都察院夺权也是难上加难。

    尤其这些人本就是笔杆子、打嘴仗混饭吃的,真要是当面锣对面鼓的闹将起来,没个能站稳脚跟的切入点,想夺权谈何容易?

    故而孙绍宗上任之初,也曾为之头疼过一阵子。

    好在他虽然不是法院、检察院系统出身,对这一套也还算有些了解,最后从中借鉴了一些思路:

    既然夺权不易,借助皇权施压又不怎么奏效,那干脆就另起炉灶,弄一套可以顺理成章扎根地方,又符合大理寺核心职权的体系。

    这套体系的核心也是四个字:普法下乡!

    大理寺除了稽查各地上报的疑难杂案,或者奉皇命处理钦案之外,还负有编修、宣扬律法的职责。

    前面那一摊,如今是孙绍宗掌管,却和刑部、都察院有着相当程度的重叠。

    后面那两部分,按理是右少卿李文善掌管的。

    不过历年来,大理寺右少卿也只是负责编修法律,对于宣传方面,却是几乎是极少涉足。

    非但如此,依照孙绍宗做治中时的所见所闻,地方官府对于普法工作,同样是消极怠工。

    因为时下流行的论点是:民可使由之、不可使知之。

    法律只要掌握在官员手中就够了,至于那些小老百姓,懂的法律越多,就越容易出现生事的讼棍。

    这种言论与思维,其实后世也还没能完全杜绝。

    好在孙绍宗也没指着能完全杜绝,对他而言,只要能借着这个由头,在三法司的职权中另辟一条蹊径,也就足够了。

    不过凭空提出要‘普法下乡’,肯定是不可行的——至少也要先找些依凭,证明这样做是有必要的,而不是自寻烦恼。

    正因如此,孙绍宗才让柳湘莲等人,查阅统计近年来,各地百姓聚众械斗的记录。

    之前他在京城为官还不觉得如何。

    等南下湖广之后,才发现民间因为争水、争田、甚至争人争气,引发的群体性械斗可说是此起彼伏。

    这一来是地方官府掌控力不足,二来也是因为大多数百姓,都只知宗族宿老,不知朝廷王法,一旦产生矛盾往往自行以暴力解决。

    只有那些实力不济,被豪强欺压了的,才会想到官府头上。

    可地方官对这等婆说婆有理、公说公有理的事儿,又往往难以论断清楚,即便出面进行干涉,往往也会被认为是偏帮某一方,即便做出的裁决,也难以生效。

    当时孙绍宗就觉得,应该想法子增加官府的掌控力,尽量避免这种事情发生,否则地方宗族势力随着时间推移,对官府的敬畏肯定会越来越少。

    等到地方上完全失控,那大周朝估计也就该走上末路了。

    现在入职大理寺,正好把两件事结合起来,以普法宣传的方式,尝试遏止乡间愈演愈烈的私斗之风;同时借助普法之便,在地方上安插势力,甚至趁机夺取一部分辖制的权利。

    当然,这其中的细节,肯定没那么简单,还要仔细斟酌之后,才好在朝堂上讨论。

    总之,最后只要两件事能做成一样,也就算孙绍宗没白在大理寺为官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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